不可轻视计划生育对民众的伤害(转载)
不可轻视计划生育对民众的伤害作者：梁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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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阅读《开放杂志》刊登专题讨论“统计与政治”的文章，很有启发。参加该杂志发起讨论的团队，囊括了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台湾等地的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与会者探讨的焦点问题逐渐集中到争执已久的斯大林时期的前苏联和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口。可是，由于体制的局限，这些东西当年并没有统计，当它们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您即使再争论1000年，也还是难以得到一致结论。所以，重要的是对那个社会制度或者政府运作的机制有所认识，有所反省。否则，即使非正常死亡几百万、几千万，那都是白白地死亡了，人类连一点应从中汲取得到的经验教训都没有。
根据苏共20大以后逐步得到的资料，不算十月革命后不久因“征集余粮”而杀害的农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约有500万富农及其家属被消灭。“大清洗”时期究竟死了多少人，不同的调查材料和不同的书都有不同的数据。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前不久成立的调查小组认为，1937-1938年就有150多万人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逮捕，68万多人被枪决。80年代以后，根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计，1930年到1953年，有377万多人被逮捕，78万多人被枪杀。根据这次参加讨论会的中央党校左凤荣教授所引用一本书的数据，苏维埃时期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或者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到2000万到2500万。但是，这个数据也有疑问，因为仅俄罗斯联邦自己的统计，说从1923-1953年被判刑的就有4100万。此外，苏联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大饥荒，其中1932-1933年的一个说法是死了500万人，但也有材料说，仅乌克兰这次就死了1000万，说明500万之说也不可靠。因为数据不可考，一些严肃的数学著作就很少在这类数据问题上做文章。我读《新编剑桥世界史》，就很少有这一类问题的数据。但这样的历史著作讲述一个国家的历史又不可能不讲到人口，所以，它只是在总结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22年时才触及到人口数，说“1939年前，苏联领土上的人口从一亿四千万增加到一亿七千万”，然后用括号加注说“据推测，如果没有内战、政治迫害、人为的饥荒以及这一时期频繁发生的其他灾难，人口还会增加大约一千万到两千万”。
史学著作做这样的处理，也是属于没有法子的事情。这类的数据，又不像辛德勒名单、志愿军烈士陵园那样都有一个一个人的姓名，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进行统计，过后许多年再作核计，也就难以准确。倒是一些具体的事件，其数据还相对确切一些。譬如参加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的代表一共有1961人，因为选举时斯大林得到了300张反对票，代表遭到逮捕的就多达1108人，其中有848人被枪决。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就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制度下，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不仅国外看不到，就连生活在当时苏联国家的绝大多数民众自己也觉察不到。有个别的相关人员即使知道一些，也仅只是知道一些身边发生的个别事件，对于全局性的情况当然是无法了解的。即使身边的情况，绝大多数也是按照官方给出的解释，以为死得其所。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所看到的就是一个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有几个人知道这一类事情的真相呢？
但是，俗话说，天不可欺。80年代以后，不断有万人坑被发现。1988年10月，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附近发现10.2万具尸体；基辅郊外发现20-30万个墓地；1989年10月2日，在乌拉尔地区的车里雅宾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件发现约30多万具尸体。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在他的第七版《俄罗斯史》中就很有见地认为，这些万人坑对政府和体制造成极大的破坏力。
讲这些情况，仍然与我们关心的计划生育问题相关。我在上一篇文章的按语里说过，现行的计划生育制度“首先伤害着人民群众，同时也是在损耗着执政党的宝贵资源”。同样因为体制的原因，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和直接接触到计划生育伤害群众的事例毕竟有限的话，因为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上，感觉和感受就更很有限。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接受会议的传达，对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伟讲话中说“有的地方出现过用野蛮的办法，抄家、封门、砸锅、扒房子、毁坏庄稼、牵走牲畜，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甚至围村突击，拉人游街、变相监禁群众、株连亲属、乡邻等”，等等，就很没有感觉，直到读了新华社的这篇内部参考以后，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为了给那些至今仍然轻视计划生育给我们造成危害的人以警觉，兹将其粘贴以后。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利辛县孙庙乡计生办私设“土牢”关押农民
（新华社记 徐金平 白海星）
新华社合肥讯 安徽省利辛县孙庙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一般计划生育学习班为名，私设“土牢”，近两年非法关押农民达数百人次。
记者日前走进孙庙乡计生办，穿过三重院落、两道铁栅门、一条狭窄过道，终于找到这座“土牢”。里面有三间相通的房间，每间约14平米，左右厢房的窗户都以用砖块封死，只要中间厅堂的大门一关，里面就漆黑一团。一进门，一股恶臭扑鼻而来，蚊蝇轰然而起，地上是砖块、稻草、烂鞋子和已经干瘪的粪便。在这里，计生办拘禁关押的农民多时达七八十人，且男女老少混杂一起，许多被关押过的农民说起“土牢”里的日子仍然心有余悸。
高唐集村农民李炳灿的老伴在这里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她说，在关押期间，每天除了三次吃饭的时候可以出来放放风，其余时间都关在黑屋里面。里面备有一两只木桶，供男女大小便使用。她被关押时正值麦收前，天气闷热，3间黑屋里始终关押着几十号人，人多的时候，连桶上都坐上了人。早晨醒来，身上粘得又是屎又是尿，长尾巴蛆到处乱爬。后来实在熬不住，就托了个“人情”，才把睡觉的地方挪到门口。曾在1999年5月被关押了3天的夏营村原村长张仪告诉记者，有一天他一个早晨竟从墙缝、砖缝、被子和地铺的稻草里捉到40多条蛆。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被关押的农民得了病。病情较轻的农民就吃点药打个针之后继续关押，实在撑不住的可以放出去，但必须找一个家里人来顶替。
在这座“土牢”里，高唐集村农民马引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她1999年2月7日被带到计生办，经过一路折腾，已进入临产期的马引当晚就感到不适。好在被关押的三十多个男女农民中有位50多岁的老太太帮助接生，马引总算在次日凌晨产下一个女婴。但当马引的丈夫找到计生办负责人，提出可否找个人顶替马引，先让母女回家调理时，这个负责人却说，马上交1万元罚款，不用结扎也可以放人，否则马引必须关在计生办，直到结扎为止。计生办还把前来探望的马引父亲关了起来，到第二天才放回去。万般无奈之下，马引只好在产后第三天先把女婴送回家，自己随计生办人员到县城去做手术，但因血相太高被医生拒绝。马引在“土牢”了度过了1999年春节，在产后第11天到县城做完绝育手术，才被放回家。
许多被关押的农民并非当事人，而是亲属，这就是当地群众所称的“株连九族”政策。汝寨村农民汝富彪的大儿子于1999年被认为违犯了计划生育政策，由于汝富彪当时正牵头给乡里装修房子没办法关押，计生办干脆把汝富彪的亲家翁关进了黑雾，直到一个多月以后交了5000元才放回家。
这里罚款也极为混乱，一是大部分农民交钱以后没有拿到任何收据。二是除了按规定收取的计生罚款，每个被抓到计生办的农民还要额外支付交通费数10元到100元，每天的学习费20元。用农民的话说就是“人带到计生办，不管有没有违反计生政策，不交点钱就别想出来”。今年70岁的孙庙村农民罗芝合，由于拿不出二儿的计生罚款，竟被关押了六七个月。关押期间，罗芝合的老伴由于心急上火等原因，造成双目失明。为照顾老伴，罗芝合每天为计生办干一些清理厕所、打扫办公室卫生等杂活，以此作为每天回家做三顿饭的代价，饭后还要返回“土牢”。
更离谱的是，计生办人员有时竟采取“放水养鱼”的政策。汝寨村农民马月荣说，她三儿媳妇怀第二胎时，计生办负责人告诉她，只要交3000元就可以对这事睁只眼闭只眼，不然就让她儿媳妇去流产。等到钱交了，小孩也生了，计生办却又把马月荣关进黑屋里，要求她必须再交8100元。拿不出钱的马月荣因此被关押了两次共达数月之久，最后看到实在榨不出油水，才把她放了回来。
孙庙乡党委书记李保福告诉记者，计生办关押人的事情在1998年以前发生过，但自1999年以后绝对没有发生，计生干部都是在按照国家和省里的有关政策依法行政。但记者了解到，就在今年5月18日，并未超生的程新村农民程允、程西亭等6人仍被带到计生办，直到次日每人交了50元不明不白的费用之后，才被放回来。知情的农民告诉记者，这次收这么点钱、时间这么短就放人，据说是这几天上面要来人检查工作，不然，哪会这么“便宜”他们。
——选自新华通讯社《内参选编》，2000年第23期（6月14日），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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