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10年？）后世界经济第一大国 30年（25年？）后（二）
二、完全之可能性。用“完全”有点绝对，用“非常”贴切，但文章最忌重复，聊为“同义”。根据中国经济在90年（1990年）到00年（2000年）持续高速增长，00年到08年特别高速，08年到12年（2012年）高速不退的势头，我们有足够的勇气相信，未来10年、15年中国经济会在10%的增速上运行，至少会在10%的增速上运行。“文革”中常说这样的一句话：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了解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未来。这个逻辑在我们这里基本适用。应该说这个逻辑也算生活中的一个常理。90年（1990年）到95年，中国经济（GDP）总值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348%，95年到00年，年平均增速是11.41%，00年到05年，年均增速是19.866%，应该说是进入了“特别高速”的时代。当然了那时候的基数还不算高。05年到06年的增速是24.45，06年到07年是22.59%，07到08是25.79，高“烧”（速）不退。08到09年的增速是13.44%，降了下来，这大概是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09年到10年（2010）年是17.025，又冒进了一下。10年到11年是27.593%，达到了一个峰值。看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基本上是不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这就是“中国经济”、“中国时代”，“世界潮流”、“中国潮流”。“方今世界之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民国轶闻，中山先生语。）11年到12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1.48%，看来确实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降了下来。对外公布的2012年的增速是7.8%，应该说，那不过是一个初步的统计和计算，而最后落实下来的是11.48%。根据中国经济最近2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势头，和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它仍保持高速发展，基本不减的状况，所以我们认为在未来10年的发展中它“没有理由”会低于10%。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它会高于10%，达到12到13。因为美国经济虽然增速缓慢，但好像也仍在增，每年增速也就是2，不到3，所以如果我们达不到12到13就不会超过美国。08年后这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叫“世界经济衰退”），对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冲击不小，甚至很是不小，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影响的，这就是上面说的不小的那些波动 ，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方方面面的有利因素，还有大家的不懈努力，终于顶住了这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在危机之年，我们的增速远没有跌破10%。
世界经济这两年已经出现了一些回暖迹象，但这种暖流还很不稳，以至于那些发达国家的增幅很小，非常缓慢，所以中国经济也还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们觉得这却不是最主要的，对中国经济往后一、两年，两、三年影响的最大因素而是中国本身的问题，那就是目前所面临的调整和转型。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环境问题、即治理污染问题。要增加除尘设备和装置，甚至要彻底更换机械、设备，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要收回这些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调整结构和转型发展，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大的一个企业，一个行业，那么大的固定资产，现在突然要改行，不能干了，该干什么去，一下子又找不到项目，找不到工作，没有收益，还要赔上那么多的固定资产，比如说传统的钢铁工业、纺织工业、还有那么多的遍布天下的小煤窑、水泥工厂等等吧。不过这只影响某些行业、某些企业的生产和生活，对整个国家的GDP总值影响不大。钢铁工业没有了，会有一个新的产业代替它，比如说电讯、网络，还有许多高科技的产业和集群，这些行业的收入加起来远比钢铁工业的产值大。再说了，钢铁工业不行了，也不是全垮塌了，而只是淘汰了集中一部分落后的、低劣的，产能过剩的、重复的部分。而这样一来，整个行业的情况比以前更好了，经过优胜劣汰、调整和加强之后，总产值甚至比以前更高了，所以说等于没有影响、没有减产，还有利于企业发展。纺织工业、水泥工业亦是同理，经过调整、改善之后，效益更好。数不胜数的漫山遍野的小煤窑被关停了，这样就避免了私挖乱采对资源和矿藏的损伤和破坏，保护了资源和矿藏，更有利于大型的正规的企业集团的生产和发展，总的说来还是赢利和增产，不会造成GDP的降低而是相反。只不过是要对那些下岗的和转型的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要拿出一定的资金来保证他们的生活和转型。这个影响不会太大也不会持续太久，他们的生活费用，从数字上讲，由他们退出来的现在发展更好了的原企业原行业提供没有问题。至于转型问题，除了他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活动能量外，“智库”在这方面应该会有所作为并相信能有很大的作为的。部分传统行业、企业关停了、转型了，但是一些新的行业、企业又诞生了、出世了。听说新行业“物流”部门的效益“非常了得”、高得惊人，虽然它不属于制造业，但国际贯例把它纳入GDP计算范畴，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中国的GDP和增长速度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听说山西的不少原来的小煤窑主转型比较成功，有的还相当成功，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祝贺。其实更多的民营企业的老板、老总，他们的能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常常是超乎寻常的，通常情况下总是比我们国有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领导人能力要强，这一点我们要表示钦佩、羡慕并要向他们致敬和学习。估计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还是环保问题，治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的问题，上设备、换设备、固定资产投入颇大。但随着环保问题的大环境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国力的不断地大大增强，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太难，上设备不如换设备，换设备不如换厂子，不行就彻底搬迁，从北京城一下子给你搬到曹妃甸去。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特大城市并不少见，而且都是成功“转型”，一举几得。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生产能力、管理能力，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现代化的水平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可以解决相当的问题。GDP的总量和10%的增速没有多大问题。不过据说，调整转型的困难还是不少，难度还是不小。当然这也是一种深谋远虑吧，是一种战略手段，什么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客观、冷静的头脑而不能飘飘然。国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的调整、转型，环境治理对企业的影响，会对我们的经济发展、GDP总量和增长率带来一些影响，但我们认为这只是短期的，一、两年，最多两、三年的影响，不会持续很长，而且影响不会很大，而在调整、转型基本完成之后，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条件会更好，发展会更快，增速会更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点。另外，智库在这些方面能做一定的工作的，甚至起到相当的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经济自贸区（试验）的成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是智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贡献，说明智囊们的智商确实非同一般。上海经济自贸区的成立是超乎常人的想象力的，这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它甚至预示着一个整个行政体制的改革，不是中央政府的提出，一般人是想象不出的，不是想象不出，而是不敢去这样想象。上海经济自贸区的试验成功并且在全国的普遍推广，必将成为又一个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它的试验成功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这个模式、体制将来在全国推广之后，中国必将成为一个远超过美国、日本的世界超级经济大国，这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福音，世界和平的发展更将多了几份保障。总之吧，世界经济危机、国内的调整、转型，治污等因素会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发展造成一点影响，但是调整、转型、治污，特别是“升级”、“上档”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环境会更好，增速也会更快一些，会净超出美国经济增速的10个百分点。如果它的增速是2、3，我们就会是12、13，它如果达到4，那么我们就敢是14。不过，基本可以肯定，它在短期内是达不到4的，而我们的目标却一定要达到、一定会如期达到，就是如期实现“第一”。
下面的三条都是论证这“可能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下属”为“小三条”，因为它们是同样的重要，要不是前面加了一个“必要性”，它们本来是并列着的，所以下面我们依旧把它们并列依次进行。
三、特别之保障性，“一元化”领导下的“举国体制”的特别保障。“改革开放”、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我国经济能够保持一个长期高速发展的势头，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来临时，我们的经济不停顿、不滑坡、不倒退，而且能够保证一个比较高速发展的局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一个“机制”，这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机制”，而这个机制几乎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它是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享受不到的。这种机制它又来源于一种“特别机制”，这就是“一元化”领导下的“举国体制”。这种“体制”在路线、方针、政策、方法对头时，最能保证经济的高速持续健康发展。“一元化”领导下的“举国体制”，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31个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310个市（地级，包括地级行政区）、3100个县（包括县级市）、41000个乡、镇，69万个行政村、610万个生产组（原生产队）、1亿8千万户农户，9亿农民（大致，指农村户口），加上城市4亿多人， 13亿人步调一致开（起、齐）步走，趋利避害，“实施调控”。东部亏了西部补，南部亏了北部补；这行（业）亏了那行补；外贸亏了内需补；上月亏了下月补，上季亏了下季补，上半年亏了下半年补；城里亏了农村（指农村民营企业）补。总之吧，东西南北中，上下一条心，尽最大努力把不利因素转为有利因素，把损失降到最低。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在“大灾”之年不减产，“大灾”之年少减产，“大灾”之年保“丰收”；世界经济危机来临时，我们基本不危机，而且还保持了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增长率在10%以上，GDP总值增得不少，全球瞠目。这个机制，这个局面，在北美、在日本、在西欧，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是“全盘的”、“彻底的”市场经济，只靠“市场机制”来运作，“行政机制”不好帮忙，一般也不能帮忙。这样，在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世界经济衰退时，政府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作为了，眼巴巴地看着“狼把孩子叼了去”；眼巴巴地看着人的血压刷刷刷地“从120降到100、80、60、40、20，以至到0”而无措手足。据说著名中青年作家路遥当年就是这样在陕西西安的“西京医院”不幸罹难、英年早逝的。当然那不是医院的医务人员不想救他，而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老人家”的血压下得那么快，根本就来不及搭救，估计还是他身体本身的原因，外加当时的医疗设备、医护水平就是当时时代的程度（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悲剧就出现了。“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革命导师恩格斯《至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第581～587页）既然全靠“市场规律”、“市场调节”，那就只能等到这个“过程”，这个“运行周期”完了以后，重新再来，也就是等这个“经济活动”、“企业行为”烂掉、赔光以后重打鼓、另升堂，重新“洗牌”，从头再来。该重来的重来，该转行的转行。这样就只能一赔到底，而无办法了。所以在这几次连续漫长的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市场损失惨重，莫不萎迷、衰退，以至关停、倒闭，GDP增长下滑，增速降至极低。
而中国经济在“调控机制”的调整、治理下，凯歌高奏、一路向好。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在这里，心情亢奋，期望值高，但是于事无补，起色不大。这东西是学不来的，“娘胎”里的东西，不是学的事情。“特色”制度下的“特别”优势，慢慢来吧。凡事都是“双刃剑”，有一利就有一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么强有力的发展经济的一把利器，这么短时间内把中国经济推向了这么高的一个高度，令世界强国担忧、害怕，也肯定有它的缺陷和不足，有它的软肋和“蛇七”。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总体”，这么高度集中的一个行政机制，13亿人的基座，塔尖就那么小，最高处就那么一个人，一声喝到底，令行禁止、手到擒来，说没有盲区（盲点），那就难了。 “盲点”在哪里呢？普遍的看法是，在“用人用权”上。权是由人来用的，“权”用歪了，多半是用人不着（zhāo，运城方言，“正”、“对”意）。用了焦裕禄、杨善洲，想腐败、想谋私都难。用了和珅、李莲英，不腐败、不谋私也难。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我们估计致命的弱点就出在“用人用权”的“暗角”和“暗边”上，我们不敢说是“暗箱”，当然了，从主体上说，也不能说是“暗箱”。“暗角”、“暗边”出现的原由又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总体”太大而权利运用起来又那么集中，所以不出“暗角”、“暗边”才不正常了。尤其是越到下面的层面上，人们的知识水准，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比上面的就差了。“暗角”、“暗边”一出现，问题就出来了，而且也麻烦了。这就有了“投机家”和“钻营分子”的市场和空间，就有了赵高、秦桧、李莲英，林彪、康生和江青之流的土壤和温床。“投机家”和“钻营分子”对“暗角”、“暗边”的搜寻和探索是天才的高手、先天的禀赋，就像苍蝇和蚊子知道“伤口”和“门缝”在哪里一样，我们还没有看见“苍蝇”和“蚊子”的踪影，它已经趴在伤口上了，而且你的脚上腿上已经是痒痛难耐了，你才知道原来大门没有关严。它们的能耐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可防的，除非你去掉根源。令人感到吃惊和痛心的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已经过了“百年”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36、7（三十六、七）年了，你还能听到或看到“太监”现象，虽然这种现象不能说是“很多”，但好像也不能说是“极少”，大概应该说是还有“一点”吧。这种事出在年轻人身上更使人感到沮丧、失望透顶，简直就是有悖“天理”，可这事就这么寸。极少数的年轻人常常守在领导的办公室里端茶倒水、抹桌子扫地、跑小腿，点头哈腰、低三下四，极尽巴结奉迎、献媚取宠之能事。还有细节，不想说了。尊重领导、服务领导，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应该说是一个好后生。但是后面出现的情况就使人觉得这么好的青年，这么好的后生又不免是一位“太监”、“公公”了。他对领导是那样的尊敬，那样的爱戴，但老百姓，普通干部、群众要他办一件事、帮一下忙，那你连弦都不沾，他都不待理你一下。这是对待四、五十，五、六十岁的老同事、老百姓干部，而对比他资浅势小一点的年轻同事则是大打出手、大施淫威，骂得你狗血喷头、晕头转向，直到你对他有了一种“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的“畏惧感”和“恐怖感”。令人感到不该的事，这样的年轻人居然是学理工科的，如果能够摒弃杂念，一心一意把精力用在所学专业上那该多好哇！再一个令人觉得不该的是这些人虽然只是大、中专院校毕业，也只是“二本B”几乎不到“二本A”院校毕业的学生，但毕竟也是在全日制公立学校学了三、四年的学生。有的还口口声声说“毕竟是‘当代’大学生”么，好像应该懂一些“新思潮”、“新东西”，不料却玩起了“这路活”。看来我们的社会还真有一些问题，那怕是“极少”的，但却是不应该有的问题。
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裙带”关系。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不容细说。当然有的稍重一点，有的稍轻一点。稍重一点的，必须逐渐的加以防治，不然发展下去，和其他现象共存，早晚会把我们的社会扭曲。试想一下，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公理、正义还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吗？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社会还能够健康的发展和前进吗？现在，也许还没有发展到扭曲的地步，但是值得警惕，值得注意，慢慢抓，慢慢防。
和“裙带关系”比，“太监现象”更是少数，但是危害不一定小。“公公”的能耐往往要大得多，而 “裙带”的个人能力比“公公”要小得多。道理很简单，要是能耐大，还需要“裙带”吗？但是事情常常并不孤立，“公公”加上“裙带”更是“如虎添翼”，来得更快。再补充一下的是，在我们生活中，令人不安的是，“公公”现象“表现不错”，他们是频频得手，屡屡如愿，常常是得到“提拔”和“重用”。不过也不要紧，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总的来说，还是邪不压正么，正义和公理最终还是会胜。
接着公公的能耐说，他们的能力确实是大。比如说，一个赵高，就把秦始皇的“万代基业”给你葬送，止步于此。“秦无二世”，就是赵高的能耐。他居然能把扶苏（太子）、蒙恬（军事中怄）整得没戏，李斯就更非话下，可李斯平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一个秦桧，居然就能把一个“军事超人”“整到家”了，南宋也就算是“交代”了。从“东窗事发”看，秦桧似不是“太监”，但他是“不似太监，胜似太监”。再说李莲英，“大清朝”的完蛋，责任绝不能归在李莲英的头上，那样就太扯了；但是这个“小李子”也绝不是什么“好果子”。
再说林彪和康生这两个混小子。林彪的事情就说明，对社会的危害绝不能用人数的多少来说话。和“十个元帅”来比，他一个就可以把那九个整得“七零加八落”，“七死加八活”；而那九个，总是多数吧，但远斗不过他一个。说明什么呢？：“太监”的能耐足够大，“以一当十”，“以十抵百”。所以对这种人不得不防，关键是得找到防御的“良策”。林彪伙同江青一伙差一点把一个国家送到崩溃。
康生就是一条奸诈的猪狗。
存在于我们社会中另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现象了。这个问题比较明显，而且大家都看到了。对它的严重性，上下内外好像已经达成共识，“不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却不是那么回事，“腐败”不是最大问题，更可怕、更可恶、更反动的东西是由“腐败”滋生出来 的扒附在它身上的另一个巨大的社会毒瘤，这就是“黑恶势力”。因为“腐败”它只要“钱”（要“物”），而黑恶它要“命”（要“健康”）。要“健康”甚至比“要命”而糟糕。要“命”，死了算了，一了百了。要“健康”可不然，给你打一个“残废”，轻一点的不太要紧，一瘸一拐、丢人现眼、凑合在世上活着。“重度残废”，要生不能，要死不得，害人害己，弄得谁都不得安宁，所以这个问题严重。比“致死”、“致残”更严重的是“黑恶”的“威慑”作用和“无形”压力。人们知道“黑恶”的力量有多大，后果有多严重，所以就无可奈何的“敬而远之”、“让其三分”、“全身远祸”。正直的人、安分的人，都得让着他们、避着他们一点。一个知识分子，要专心致志、一心一意搞专业、搞研究，却还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黑恶”，所以这种社会现象，你叫人该怎么说呢？说“黑恶”全附着在“腐败”身上，这不公道，冤枉“腐败”，它还附着在“权力”身上，当然，主要的是那下层一点的，知识水准差，文化素养低、法律观念极少的那些“权力人物”身上。有时候，很简单的事情，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行还可以诉诸法律，但他不，他诉诸“武力”、诉诸“黑恶”，他觉着这样“痛快”，这样“解气”。所以在下层的“权力”人物身上，“法制”教育是相当重要的一课，必须引起重视。主要还是他们有“后台”。
“裙带”关系、“太监”现象、“黑恶势力”在社会上的独立共存，形成片状。久而久之，会把社会生活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你扭曲。试想，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里，公道、正直、学术、专业，它还能正常的发展吗？一个扭曲的社会，这个社会它还能健康、正常的发展、前进吗？
当然了，对付“黑恶”也有“良方”，这就是“忍着”、“让着”、“退着”、“受着”。“黑恶”有时候也好对付，“让着点”、“吃一点亏”算了，你只要吃了亏，他也不会惹你。但是，老吃亏也不是办法。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容忍这种“不公道”吗，能让安分、善良的老百姓永远吃亏吗？中国的老百姓是最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为了顾全大局，可以先“忍着”、“让着”、“退着”、“受着”。这种“体制”虽然有这样一种“弊病”，但它却有调整发展经济、使我们的国家赶超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特别优势和功能。中国的“黑恶”再厉害，也没有“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祸害大。等我们把这个大的任务、目标、理想完成后再最后完全、彻底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所以说是“完全、彻底”，是因为过去和现在都在一直不停地解决着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局限而不能彻底解决。
四、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和日本、美国比，我们都有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空间。和美国比，两国的领土面积都差不多，但中国的GDP总量只占他们的二分之一强，中国的人口又是他们的四倍还要多，这就说明他们的经济发展已相对“饱和”，而中国的发展需求、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美国的东、西部发展已基本平衡，都是现代化，而中国的东、中、西部悬殊较大、差距不小，这就有了经济调整、发展的空间。和日本比，他们的人口只是中国的1/9，而他们的GDP总值是中国的3/4，所以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日本的国土面积没有黑龙江（省）大，这就说明中国有是它30倍大的土地面积可供发展，所以中国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
五、无限广阔的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市场。我们的对外经济、贸易市场，现在大概主要还是集中在东亚、北美和西欧（北美、主要还是美国，而加拿大那么大的国土面积，我们的经贸关系也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潜力巨大）。拉丁美洲、非洲、东欧、西亚、中亚和俄罗斯，这么广阔的市场，我们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不要说充分展开，连“展开”大概还谈不到。这都是未来我们无限广阔的经济、贸易发展市场，而日、美，除了东欧现在是他们的“欧盟”、西亚有部分和他们的关系密切外，其他这辽阔无限的市场基本上都是他们“天然”的敌人（他们自己划定、树立的，主要是由意识形态和等级观念划分的吧），是他们无法很好合作共事的。当然了，这些都是我们在“人均第一”阶段，即25年的后10年到15年时间里的市场，现在我们还力不能及。在“总量第一”阶段，即25年的前10到15年的时间里，我们就靠目前的这些主要的和稍次一点的外经贸市场和我们的内需市场，就足够了，就足以使我们的年增长率达到10或更高，完成这第一阶段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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